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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温意识到了，杨宪已经知道了对手就在他身边。但刘伯温已没有从前的灵气来预测这件事的走向，能预测杨宪人生的只有时间，而且这时间非常的短暂。
杨宪下定决心要把汪广洋踢出中书省，但怎么踢出去，这是杨宪要绞尽脑汁的问题。幸好，他是特务出身，善于揭人隐私。很快，他的特务们就侦查到了汪广洋对母亲不是很孝顺。站在今天伦理的角度来看，一个人不孝顺只是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没有一毛钱关系。但在明代，特别是明朝初年，这可是个大问题。
朱元璋建立新中国后，一直叫嚷着要恢复失传已久的礼教，礼教主张“百善孝为先”，如果一个人不孝，那就是和礼教作对，就是和皇帝作对，就是和全世界作对。
杨宪侦查到汪广洋的这一恶行后，马上指示御史刘炳向朱元璋控诉汪广洋。我们对刘炳还有很深的印象，他在一个月前被朱元璋点名不许参加庆贺北元被驱逐的活动。
刘炳多年来始终跟随着杨宪的脚步，这一次，他也是想在朱元璋面前露个好脸，以抵消那次的丢脸。指控书一上，朱元璋震怒。按刘伯温的解释，朱元璋震怒的不是汪广洋不孝，而是汪广洋身为左丞，居然不能让杨宪安静，反而让杨宪掌握主动权。汪广洋的窝囊气质，才是朱元璋震怒的根本原因。
惩罚措施很快就下来了：汪广洋被削职为民，回老家。
杨宪认为这种惩罚太轻，担心汪广洋有一天会死而复生，所以又加大力度。朱元璋对汪广洋已彻底失去信心，所以又给了汪广洋新的处分：流放海南。
汪广洋一走，杨宪顺理成章地变成左丞。他离相国的位置只在眉睫。他开始欢歌笑语、大步流星起来。
“高兴得太早”是最冷酷的警示名言之一。杨宪现在就成了这一名言的反面典型。杨宪在中书省的飞扬跋扈让李善长极不舒服。杨宪在短短几天内鲸吞的李善长的权力是李善长用十几年时间积攒下来的，李善长决不可能像汪广洋那样束手待毙。
他的反应至为激烈。他召集淮西帮成员，向他们传递这样的信息：杨宪不是我们淮西帮的人，天下是我们淮西帮的天下，怎么可以让个太原人在这里耀武扬威？淮西帮成员全体通过，要把杨宪搞倒。李善长又召集非淮西帮的大臣们，向他们传递这样的信息：杨宪是特务出身，他如果做了宰相，还有你们的好日子过吗？这些大臣们义愤填膺，认为将来的生活绝不能在战战兢兢中度过。
杨宪成了全臣公敌，已无处可逃。
“倒杨行动”很快就开始了，李善长是当仁不让的首领。他向朱元璋控诉杨宪在中书省不到十天的时间里做下的混账事。这些事里有杨宪的拉帮结派，把中书省变成了他杨宪的中书省这项罪名。仅这一项罪名，就够杨宪喝上一壶。
朱元璋才把窝囊废汪广洋赶走，又出了个一点都不窝囊、反而要做出一番惊天动地之大事的杨宪，其愤怒的程度已临近火山爆发。他下令侦查杨宪，意料之中的，杨宪的确做了那么多违法的事，而且查案的人全是“倒杨行动”的成员。
杨宪完蛋了。
刘伯温早就说过，杨宪这人私欲太重，有了平台后，他会无极限地扩张这种私欲，在种种私欲中，权力欲是杨宪最喜欢而却是朱元璋最不喜欢的一种欲望。朱元璋对李善长虽然有很多不满，不过他最喜欢李善长一点，这个人对权力有尺度。杨宪却截然相反，没有尺度，只有一往无前地追逐。
朱元璋曾不厌其烦地向他中书省的大臣们灌输“你们只是我的幕僚长”的思想，当杨宪事件爆发后，朱元璋不无痛惜地说：“他杨宪不懂啊！”
“倒杨运动”中，刘伯温的立场肯定是站在杨宪的对立面。据一些野史说，正是刘伯温向朱元璋告密杨宪在中书省的种种不法行径，朱元璋才搞掉杨宪的。
这种说法很值得商榷，1370年已不是刘伯温的时代，朱元璋对刘伯温的话只是耳旁风，如果他真听刘伯温的话，那也不会违反刘伯温论相的宗旨，而把杨宪送到左丞的椅子上。杨宪十几天前坐到那张椅子上时，恐怕没有想过，那不是一张左丞的椅子，而是电椅。
扭捏出来的“诚意伯”
1370年的秋天，刘伯温站在紫金山上俯瞰南京城。南京城被秋色所笼罩，苍茫，毫无生气。秋风吹进他宽大的衣服中，他打了个寒战。这段时间，几乎可以用“无所事事”来形容刘伯温的生活。他虽没有隐居，其实已过上了隐居的生活。
南京城郊区第一只鸡打鸣时，他就从床上爬起，披一件衣服走到院子里，看那正在一颗一颗消失的星辰。他一动不动，像是一尊用最糟糕的石头雕成的石像。那段时间，总是看不到太阳，在黑暗和光明交接时，秋雨就来了。淫淫秋雨总是到中午才停，刘伯温总是不打伞站在雨中，他对章女士说：“这雨啊，和青田的雨大不一样。青田的雨是不会落在人身上的，它在你周围织成一个圆环雨帘，供你欣赏，绝不淋湿你。而南京城里的雨总是落到身上，雨滴冰冷，直入骨髓。”午饭后，刘伯温会换上布衣，到街上去溜达。
街上人来人往，都在为生活而奔波。没有人知道，从他们身边走过去的那个双手颤抖仿佛吃不准东西位置的人，会是这个帝国最出色的一个人。没有他，就不可能有这个大明帝国。
刘伯温走在街上，看着每个人匆忙的脸色，叹息着说：“车马如流水，邯郸梦里人啊！”
一直到晚饭时分，刘伯温才颤颤巍巍地回到家，就在这年的阴历九月十五，他孤独地度过了他的六十大寿。没有人知道，他也没有告诉任何人。那天晚上，他写道：
樵渔事，天也和人较计，虚名枉误身世。流年滚滚长江逝。回首碧云无际，空引睇。但满眼芙蓉黄菊伤心丽。风吹露洗，寂寞归南朝，凭栏怀古，零泪在衣袂。
六十岁那年的最后几个月，刘伯温就是这样生活的。他以为可以就这样风平浪静地挨到世界末日，想不到在阴历十一月，他又被朱元璋打击了一回。
1370年阴历十一月，徐达北伐兵团凯旋南京。朱元璋对群臣说：“现在大家都到齐了，咱们应该分果果啦。”
朱元璋的“分果果”就是封爵，给多年以来跟随他南征北战的功臣们一个交代。这次封爵主要封了公爵六人，侯爵二十八人，伯爵两人。
中国帝制时代，对外姓的封爵大致有五种，分别是：公、侯、伯、子、男。此次的公爵六人分别是：李善长（韩国公）、徐达（魏国公）、常遇春的儿子常茂（郑国公）、李文忠（曹国公）、邓愈（卫国公）、冯胜（宋国公）。这六人中，只有李善长是文臣，其他五人都是血战沙场、用鲜血为朱元璋开疆拓土的人。
侯爵者二十八人：汤和、唐胜宗、陆仲亨、周德兴、华云龙、顾时、耿炳文、陈德、郭兴、王志、郑遇春、费聚、吴良、吴祯、赵庸、廖永忠、俞通源、华高、杨璟、康茂才的儿子康铎、朱亮祖、傅友德、胡美、韩政、黄彬、曹良臣、梅思祖、陆聚。
看到这里，总会让人疑惑，这些人名中怎么就没有刘基？再仔细数一遍，还是没有。如此重大的封赏活动，朱元璋不可能忘记谁的名字。于是，这就不仅让人疑惑，还会让人大吃一惊了。
朱元璋在封爵的诏书中这样说：“现在的爵位都是我自己定下，让人写下来的，所以是公平公正的。”为了显示自己的公正，他还特意提到两个例子：“御史大夫汤和功勋是大大的，理应封公爵，可是他喜欢喝酒滥杀，不由法度，所以只能封侯爵。廖永忠在鄱阳湖之战中舍生忘死，简直如天神下凡，还救过我的命，理应封公爵，可他喜欢让人刺探我的心意，这很不好，所以只封他为侯。”
至于那六位公爵，朱元璋认为名副其实：“李善长虽然没有汗马功劳，但跟随我最久，是我最出色的后勤部长。徐达是我老乡，帝国所有的胜利都是他亲自指挥完成的。”
现在，我们不禁要问，刘伯温的功劳到底有多大，只说一件事，廖永忠救过朱元璋的命，刘伯温在鄱阳湖上何尝没有？只凭这一点，刘伯温即使不能列入公爵行列，也应该是侯爵中第一人。
可问题是，就是没有刘伯温。
封爵诏书颁布后，刘伯温竟然无动于衷。实际上，他即使有情绪，即使爆发出这种情绪也无济于事。在当时的朝堂，已没有人替他说话了，甚至已没有人为他在心里抱个不平。
这就是导师的悲哀，因为导师永远都在幕后，人们看不到他。人们只看到冲锋陷阵的那些武夫，只看到源源不断地把粮食送到前线的后勤部长，只看到围绕在朱元璋身边叽叽喳喳的幕僚，刘伯温现在成了彻彻底底的高深莫测的隐形人。
刘伯温虽然已把余生的理想重心转移到安度晚年、不恋名利上，但这正如你借了地主老财的钱，不能因为他不缺钱就不还钱啊。
在此次封爵不久，朱元璋似乎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大惊小怪道：“啊呀，我怎么忘了刘先生啊。”
他呼唤刘伯温。刘伯温一路小跑来到他面前，朱元璋很自责，说：“你看现在大局已定，不可更改，我还是封你个伯爵吧。”
刘伯温急忙跪下磕头，说：“谢谢皇上，皇上您还想着老臣。”朱元璋就那样站着，高傲地点了点头说：“起来。”刘伯温用手吃力地支撑着地，起了半天，才站了起来。
朱元璋说：“汪广洋是被杨宪冤枉的，我已把他调回京城，就跟你做个伴吧。封他为忠勤伯，封你为诚意伯。”
刘伯温又要跪下谢恩，朱元璋不愿看到他那老朽的样子，制止了。
如今，刘伯温的名字终于上了朱元璋的光荣榜，在第三等级的第二位。如果从光荣榜的后面数起，他就成了第一位。
做戏就要做足，朱元璋又颁了刘伯温《诚意伯诰》：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咨尔前资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赞善大夫刘基，朕观往古俊杰之士，能识主于未发之先，愿效劳于多难之际，终于成功，可谓贤智者也，如诸葛亮、王猛独能当之。朕提师江左，兵至栝苍，尔基挺身来谒于金陵，归谓人曰：“天星数验，真可附也，愿委身事之。”于是乡里顺化。基累从征伐，睹列曜垂象，每言有准，多效劳力，人称忠洁，朕资广闻。今天下已定，尔应有封爵，特加尔为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护军、诚意伯，食禄二百四十石，以给终身，子孙不世袭。於戏！尔能识朕于初年，秉心坚贞，怀才助朕，屡献忠谋，驱驰多难，其先见之明，比之古人，不过如此。尚其敷尔勤劳忠志，训尔子孙，以光永世。宜令刘基准此。
还是那副不要脸的神韵：刘伯温是主动来找他的，因为他脑袋上顶着佛祖才有的光环，是真命天子。刘伯温能掐会算，未卜先知，所以在红尘中一眼就发现了他。当然，朱元璋也算有良知，说了几句真话。他说刘伯温是诸葛亮、王猛（魏晋时期前秦重臣）一样的人物：在你的辅佐下，尘埃落定，不封你爵位是不应该，所以我就封你个诚意伯吧。
虽然有了爵位，但刘伯温还是窝囊。李善长每年的食禄是4000石，和他同是伯爵的汪广洋的食禄每年是600石，而刘伯温只有240石。
这是多么悬殊的待遇，这个扭捏出来的“诚意伯”和刘伯温的功勋相比，简直莫名其妙。
刘伯温没有一丝抱怨。在这个时候，他也不敢有抱怨。他站在院子里看天，白云滚滚。他又想起那张光荣榜来，想到朱元璋那阴鸷可怕的脸，嘴角不由得一抖，一个多年来难见的微笑出现了。
有人说，刘伯温这一蒙娜丽莎似的微笑，说明他已预料到那张光荣榜是个虚无：看着是光荣榜，其实是死神的生死簿，是朱元璋的黑名单。
多年以后，胡惟庸案和蓝玉案证明了这一点。
朱元璋一朝列爵公侯的功臣总共五十九人，这五十九人中，不计子嗣诛废和病死的，被朱元璋杀掉的共有二十三人，直接死于胡惟庸案和蓝玉案中的有十六人。1398年，朱元璋下地狱后，被封的五十九位公侯中只有耿柄文、郭英还活着。
黑名单上被划掉的第一个人，正是朱元璋口口声声说救了他一命的廖永忠，死于1375年。罪名是：私自穿着绣有龙凤图案的衣服。有小道消息说，廖永忠被杀是因为他多年前谋杀小明王的事暴露，朱元璋杀人灭口。在廖永忠之后，朱亮祖、李文忠、徐达先后死于非命。如果说廖永忠死还有个罪名，那徐达的死纯粹是谋杀：徐达患有一种疽疮，最忌鹅肉。朱元璋偏偏送一碗鹅肉给他，并命送鹅肉的宦官在旁监视他吃掉，徐达一面吃，一面流泪，当晚就死掉了。
刘伯温在临死前可能庆幸过，幸好他没有在那张光荣榜上，幸好，他只是个不起眼的“伯”。有时候，“名实不符”还真不是坏事！
说走咱就走
1371年正月，当大明帝国南京城中所有人都沉浸在春节的喜气中时，刘伯温离开了南京城。这一次和1368年的那次离开截然不同，他光明正大地退休了。而退休的原因和两个人有关，一个是胡惟庸，另一个则是汪广洋。
1371年正月，李善长生病。朱元璋认为他已不能全身心地行使宰相的职责，所以让他暂时退休，同时把胡惟庸任命为左丞，汪广洋则担任右丞。胡惟庸虽然不是丞相，但由于没有丞相，他实际上已成了中书省的第一人。
到这个地步，任何人都看得出来，刘伯温的论相没有给朱元璋一点警示，甚至可以说，朱元璋是在和刘伯温较劲：你不让用的，我非要用。
胡、汪二人的任命书下来的那天中午，刘伯温去了玄武湖。玄武湖正从严寒中费力地爬出，迎接即将到来的春天。他看到一只燕子在湖面盘旋，大概是在找落脚的地方，但找了很久，仍没有找到，于是一个振翅，飞走了。刘伯温一直看那只燕子在遥远的空中成了一个黑点，最后消失。他小声地念叨着：“玄武湖，湖，胡，胡惟庸。”然后发出一声叹息，“湖水多凉啊，我这把老骨头如何能受得了！”
胡惟庸会让任何人都受不了。他才上任几天，就雷厉风行地变更了中书省的人事结构。他有着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所以他属于技术官僚。加上又是淮西帮成员，他行事起来异常的顺利，又由于他手腕强硬，头脑灵活，所以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俨然成为大明帝国的实质宰相。每当胡惟庸看到同僚向自己弯腰微笑时，就会想到一个人，此人曾说胡惟庸不是个好车夫。如今，那人正像根木头一样坐在御史中丞的椅子上。
“这把椅子早就该从他屁股底下挪开。”胡惟庸对汪广洋说。
“是是是。”汪广洋连说。
“这事你来办，找几个御史指控他。”胡惟庸下了指示。
汪广洋道：“这倒不用，要是连这点眼力都没有，那他就不是刘基了。”
刘伯温当然有眼力。其实这一眼力早在他1368年回南京时就已经在运用，在他那苍老的躯壳里仍然保持着一份清醒之地。刘伯温在结冰的清晨等候在宫门外准备上早朝时，看到了那群官员在小心翼翼地猜测着朱元璋的心理。朱元璋说“是”的时候，他在想什么；朱元璋说“不是”的时候，他又在想什么；朱元璋什么都不说的时候，他到底想说的是什么。这些官员们搓着手，小心地跺着脚以驱逐寒冷。在这种景象中，刘伯温看到，朱元璋已在慢慢地蜕变成权力野兽。这个才建立了两年的帝国已经被恐怖之神所捉住，所有人都无法逃脱。
就在胡惟庸和汪广洋决定对他刘伯温下手时，刘伯温已先发制人，拜见朱元璋，请求辞职。他说：“我已老了，不中用了。让我在这里尸位素餐，我认为这是一种煎熬。”